上至盘古开天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公元前多年的夏商周时期，中医都是处于一种不可考的时期。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就按照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来试想一下，在那个从饮毛茹血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后期的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上到贵族奴隶主，下到贫民奴隶，只要都是人，人吃五谷孰能无病。那么在那个物质文明极度匮乏，经济物流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时代，人们是不可能轻易吃到朝鲜高丽参、伊朗藏红花、云南正三七的、简便廉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身边的随手能得到的东西都被智慧的运用起来。
一头燃烧的树枝是不是艾灸的前身？一块钝滑的尖石是不是就能拿来按摩受伤的躯体，这算不算最原始的砭石发现？女人们采集挖掘出来的辛辣的块茎类植物，熬水喝吃下去就能抵御偶感的风寒邪气，是不是我们经方中医喜欢用的姜附一类的热药？用来狩猎的弓箭浸泡过的，有毒的植物动物的汁液具有麻痹动物的作用，这是不是草乌川乌的最先发现？一些昆虫晒干焙干后使用就能治疗淤血肿毒，这些是不是水蛭、虻虫、蛰虫的发现？一些偶尔挖来的，混淆在熟识的植物块茎当中，或者一些植物的种子吃下去就会造成剧烈的腹泻，这是不是中医的治水重剂，芫花，甘遂、大戟、巴豆的最先发现？这些心同理同的生活化的场景，是不是很现实，而且越是生活化的情景，越往往更能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实。在此老牛是不认同一些学究派的观念，一切论断都必须要靠考古证据来证明。只要是人类具有的相同的感受，就能说明最真实的真理。这就如同一个古代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还需要考古证据来证明吗？
医易同源
我们都说神农尝百草，这其实都是那个不可考时代的特点，人们习惯用假托神话人物来涵盖代表一众祖先的实践经验。我们中医四大经典中《神农百草经》、《黄帝内经》、《难经》都类似。都是那个时期假托神话的产物（内经成书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存疑吧）。人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还有精神层面的要求，至少在这个时代“中医”“巫医”根本就是一回事，而巫的产生就是产生于古人对自然界的观察，观察到一些大自然或者我们人类自己的精神层面运动的规律，这些规律往往都是很神秘而不可言表。这一点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巫的存在。这在现代科学眼里基本属于封建迷信或者说是特异功能的范畴。可是如何描述这些现象就变的很困难了，因为用语言老是讲不清楚，就算是勉强描述也不全面，所以就会对聆听着造成一些误解曲解。但是中国人很别出心裁，我们不用讲的，用画把这种现象画下来，就是古人所谓的“像”、“相”学。这些不断展现的“象”反复出现，而且总是那么几大类反复出现的，伏羲氏就出来给我们总结，亲手画卦，用各种卦象来展现那些不可言说的规律，这种不可言说的规律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疾病规律。这也就是《易经》最原始的产生，这就是医易同源最根源的原始点。卦象其实和中国文字的产生都是一个母亲，都来自同一种哲学思想的指导，那就是忠实的记录真相的哲学思想。老牛个人感觉这才是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而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所在。也就是中医精神最值得称颂的地方，也是老牛演绎伤寒大义的精神源泉。
在古代，对这一系列卦象规律指导生产生活的掌握，更别说是对疾病规律的掌握，这必然导致这种学问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件工具，成为了一种生活必需品。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屡屡奏效，所以人们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流传了下来，至少我们古人不会傻到把一些没有一点实践用处的东西留下来吧？只有金子才值得永流传。
上述这种生活必需品其实就算是不用依靠文字记录依然可以广泛的流传下来，因为那时的人们就算是依靠简单的口传心授也能流传几千年。就在这几千年的不断大浪淘沙之下，特别是奴隶制社会到封建（诸侯分封制）社会后期，一部分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的士大夫阶层出现，这部分具有超常智慧和条件的人，把这些民间中医活动经验哲学化、理论化，从整个社会文化大范畴中分离出来，专门指导人们的医疗活动。慢慢形成一种独特哲学模式这就是中医的最原始形态。而这部分士大夫阶层，就是如今老百姓喜欢把医生称为“大夫”的原因，这其中是包含着尊重和敬畏双重意味的。鉴于这一点，把中医和易经体系的产生说成是同卵双生子也不为过。
